新华网广东频道 记者 郭莹玉 吴俊 摄影 刘大伟 

    劣质奶粉、劣质龙口粉丝、毛发酱油、红心鸡蛋、工业盐泡菜，一件又一件的食品安全事件尘埃尚未落定，近日广州市白云区又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毒酒事件”，不法分子竟然用工业酒精勾兑出散装白酒残害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在这一事件中共有１１人中毒身亡，５０多人中毒入院。这些中毒者大多是进城民工。

    目前虽然制造销售“毒酒”的６名主犯已被批捕，但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引发出又一个亟待政府主管部门反思的新问题：那就是受劣质食品危害最大的是进城务工者，加强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监管迫在眉睫。
            农民工的“餐桌危机”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重度甲醇中毒病人，有11人在毒酒事件中死亡。

甲醇严重地伤害了中毒者的视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劣质食品危害最大的是进城务工者，因为他们的购买力有限，较易受哪些“便宜”的商品吸引，同时鉴别产品真伪优劣的意识和能力也有限。现有消费保障体制对他们的保护也相当不力。　
    
    记者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见到了２６岁的何志辉，他１０日陪父母喝了甲醇勾兑的散装白酒之后，与父母相继中毒入院。何志辉向记者坦言：１９９７年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湖南耒阳来广州打工，至今已快７年了，但始终对城市有一种隔阂，尤其是买食物觉得不放心。“假酒事件”之后，他变得更没有“安全感”了。何志辉说，１８日她姐姐来看她，带来一些饼干，他尝了一口觉得不对，一看生产日期，果然过期了。

    何志辉和父母住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的一个出租屋里，周围聚居的大多都是和他一样从湖南来广州打工的“老乡”。大家平时买菜都是在钟落潭镇农贸市场，这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无法保障。何志辉说，他们家有一次买了１０斤１.５元一斤的大米，做出的米饭难以下咽，又舍不得倒掉，只好勉强吃下去，这１０斤米一家三口吃了１０天都没吃完。

    何志辉说，在湖南老家的时候他们也是买散装白酒，但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假酒事件”。不仅如此，酱油、陈醋、豆腐等都是从村里的家庭作坊里买散装的，大家都吃得很放心。因为买卖双方“乡里乡亲，知根知底”，谁要是赚了“黑心钱”，肯定会遭到全村人一顿好骂。可是到了城里之后，情况完全变了，根本不知道买的食品是谁生产的。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副处长许嘉迅说，城乡结合部的居住者大多是进城农民，他们依然受传统生活习惯和低收入的制约，容易成为造假分子的目标，这是造成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首要原因。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消费者大都对农贸市场和路边食品店缺乏警惕。受害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他们在老家时，祖祖辈辈都是从附近的酿酒作坊买散装酒来喝。来广州之后，也自然而然地到路边小店买散装白酒。一些来自外地的地下酿酒作坊的老板也顶撞执法人员：“我们从秦始皇他爷爷那一辈起就是这么酿酒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买来勾兑的是贴着“食用酒精”标签的工业酒精。

    城乡结合部虽说已纳入城市，但目前还是无法摆脱乡村的一些固有特点：地域广阔，住宅分散，且民居点不像城市那样有序，有些民房连门牌号码都没有。执法者若没人带路的话，要找一个窝点很难。到了某个村庄，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关着门，怎知里面的人在干嘛？不少农民就在自家的某个房间里开起酿酒作坊，或者采用“前店后厂”的形式，这些都不是城里来的监管者所能轻易发现的。

“毒酒”为何会流入市场？

一位饮用毒酒中毒的患者在广州第十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他从家乡来广州打工，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太和镇。

广州第十二人民医院院长江朝强（中）说：这样大规模的假酒中毒事件在广州还是首次。

    甲醇，别名木醇或木酒精，无色透明液体，经口摄入０．３－１g便可致人于死。为什么用工业酒精勾兑含有大量甲醇的“毒酒”在不法商人生产后，竟通过市场的流通渠道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记者为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采访。    

    ——造假酒，成本如此之低

    发生毒酒致命事件，利欲熏心的制假者毫无疑问是第一责任人。 目前已经查明，制造毒酒的窝点分别在广州市白云区的钟落潭镇和太和镇，“毒酒事件”中的１９名涉案人员已经归案，其中６人被逮捕。经查明：他们所用的工业酒精是多渠道贩卖而来。两个窝点共购买了５桶工业酒精，每桶３３０斤，目前已经追缴了４桶多，还有４０多斤流落在外。

    制假者为何胆敢以生命为儿戏制造毒酒？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陈树新说，这与制假的暴利与低风险有关。

    据陈树新介绍，正常情况下，散装米酒的利润极低：１斤大米能酿出１．５斤米酒，大米１．３元１斤，散装米酒１．５元１斤，扣除人力、物力，１斤米酒的利润不过２角钱。这样的微利自然不能满足不法分子的贪欲，他们拿甲醇勾兑散装白酒，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

    铤而走险的制假者毕竟是少数，一些酿酒作坊为降低成本对生产环节大打折扣也令人堪忧。陈树新告诉记者，由于酿酒工艺简单，不少农民在不足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开起了酿酒作坊，卫生安全无法保证。据了解，执法人员日前在白云区查出一个家庭式的小酒作坊，蒸煮米酒的灶台铁锅竟然安在猪圈里。作坊主人的理由是：酿酒后的酒糟可以用来喂猪，为图方便就在猪圈里酿酒。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还发现，不少酿酒作坊连基本的计量器具都没有，完全靠人的“手感”和“目测”。这样的生产条件，很难保证其生产的米酒能对消费者负责。

——买危化品，如此之易

酿酒业的门槛如此之低，图为增城的一些米酒作坊，生产设备相当简陋，苍蝇在造酒原料上飞舞。

不法商人甚至在厕所里酿白酒。

    把工业酒精加以勾兑变成白酒，难道制酒者不知道这样的产品会致人于死地吗？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无法采访到那些制假的不法商人。陈树新认为，据推测，毒死人并不是制假者的目的，利欲熏心加上无知才是悲剧酿成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绝大多数的造酒者、卖酒者和饮酒者不知甲醇为何物，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能致命的化学品。这无异于一记警钟：面对如此无知的受众，我们怎么能放任危险化学品的流通？

    据广州市工商局的同志介绍，检查人员在“毒酒事件”发生后检查时发现，广州佰醇（化工）有限公司等数家经营单位未办生产许可证就开始大肆销售工业酒精，有的甚至连销售发票都没有。同时，这些违规经营的商家没有按规定建立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登记制度，没有留下购买者的详细联系资料。这些都为不法分子利用工业酒精勾兑毒酒造成了可趁之机。    

    记者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管问题采访了广州市安监局危险化学品管理处处长赵志忠，据介绍，涉危企业要取得批准书和经营许可证，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广东省从２００３年４月开始进行涉危企业的批准书和经营许可证核发工作。但由于评价机构不足，安全评价工作受阻，致使批准书和经营许可证滞发。据了解，广州市有３７８４家涉危企业，但截至到今年４月为止，只有１５０家涉危企业取得了经营许可证。

    ——造酒业，门槛如此之低

    据陈树新介绍，按照广东省１９９８年通过的《广东省酒类专卖管理条例》，从事酒类生产的企业，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和《酒类生产许可证》之后，方可获得营业执照。但执法人员在最近的检查中发现，广州不少酿酒作坊根本没有《酒类生产许可证》，却有了营业执照，执照上还写明可以“自产自销”。

    广州市商业局副局长、酒类专卖局局长骆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酒类生产、管理目前还不是很规范，从制酒标准、计量、质量和特种设备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规范的问题。

    ——小作坊，如此隐蔽

    白云区等地出租屋云集，造假者狡兔三窟。此前的假烟、劣质奶粉、劣质龙口粉丝、工业盐泡菜、毛发酱油、红心鸡蛋都产自这样的出租屋里。这些“无牌无照”的假酒、奶粉，分布广泛、源头复杂、管理起来十分艰难。

    从原料到生产、从生产到流通，整个过程都如此简单易行，记者不禁担心，类似于这样的“毒酒”还会流入市场毒害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

城乡结合部为何会出现“管理真空”？

    记者了解到，“毒酒”一路绿灯，受害最大的是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工。不少执法者向记者坦言：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处于动态发展状态的城乡结合部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

    ——城乡结合部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各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

79岁的邓直周老人（中），广州假酒中毒事件中年纪最大的患者5月19日出院。

    监管力量不足是造成城乡结合部假冒伪劣横行的重要原因。以“毒酒”发源地广州市白云区为例：白云区是广州市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总面积９００多平方千米，相当于整个香港；总人数１８０万，下辖２４个镇，有８０００多家工业企业；但整个白云区负责质量技术监督的人员仅有２０多名，平均每个人要管辖近４０平方公里的范围，几乎是每人管一个镇。而且，这些监管人员管理的范围还包括锅炉、电梯等多个项目，能使用在食品监管上的力量极其有限。白云区质量技术监督分局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他们的监管设备也十分有限，整个分局只拥有３辆车。白云区地势复杂、路途遥远，由于执法检查频仍，３辆车几乎已不堪重荷。

　 ——多头管理，最后是谁也不管

    也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由工商、质监、安监等部门实行“多头管理”，但事实上，由于对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吃力不讨好”，各个部门都宁愿将监管重点放在城里，在城乡结合部并未形成监管合力，反倒经常出现一些各部门互相推委的状况。比如对于一些“前店后厂”式的小作坊，究竟属于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究竟是该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还是由工商部门来管理？再比如对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踢皮球”的过程：房管局不愿管，踢到公安局；公安局也说，自己的事情本来就够多了；最后，广州市政府不得不亲自抱起了出租屋这个“没人要的孩子”。    

采访对象何志辉的母亲，广州假酒中毒事件中唯一的女患者黄园玉（车内左二）康复后，5月19日被广州第十二人民医院派车送回家。

广州市工商局5月13日在城乡结合部的地下酿酒作坊封存了10吨甲醇。

    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指出，目前广州在食品安全方面，行政管理是一块，行政执法是一块，技术监督又是一块，各自为政，在管理上没有整合好，没有一个负责到底的部门。每次广州食品安全方面一出现问题，总是要“拉网式”、“地毯式”检查，多个部门就出动了。但是到底该哪个部门负责、出了问题该追究谁的责任，目前根本没有明晰。

    ——相关法律缺位，惩罚力度不够

    广州市一位负责食品安全的同志告诉记者，对于以散装白酒为代表的“裸装食品”这种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特有的形式，国家缺少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些散装食品一般都来自传统工艺，不需要太多的生产设备，一个灶台，一个小油锅或者一个小烤箱就能生产，未纳入工业产品管理范围，无任何证照。但是，这种形式的产品又确实出售了，对其该如何管理？现有的法律并未对此予以明确界定。

    有关散装白酒的法律条文更加模糊。这次的“毒酒事件”发生之后，记者在城乡结合部发现不少酿酒企业没有办《生产许可证》，但营业执照上却写有“自产自销”。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制酒行业的生产许可证应该由谁颁发、应该在颁发营业执照之前还是之后颁发是广东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这一关系尚未厘清。对于酿酒企业能否生产散装白酒，各个部门也说法不一。法律的模糊不清给执法者带来极大困难。

    处罚力度太小也给执法者造成了监管难题。据了解，对于无证照的食品生产者一般处以违法生产货值１５％－２０％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根本不能对违法分子形成威慑。

    另外，在城乡结合部，由于乡村社会遗留下来“地方保护主义”，执法者对违法分子“取证”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副处长许嘉迅向记者描述他在一次执法当中的遇到的情况：稽查人员在一个村子里查出了一个无证的地下酿酒作坊，但作坊内的五、六个人员都说自己“不是老板，是来走亲戚的”。村里人都有心保护作坊主，没有人愿意出面作证。另外，由于城乡结合部出租屋里的人员身份、行踪不确定，也给非法制售创造了条件，给监管和打击带来了困难。

    从５月１１日开始，广州因“毒酒”致死、致伤的人数逐日增加，从市到省到中央无不震惊。广州工商、质监、药监、卫生等职能部门从５月１２日开始已出动执法人员８５９５人，检查市场、商铺、食肆２８４６１个，检查化工企业６４家，查扣涉嫌“有毒散装白酒”０.２３吨，封存散装白酒１２９.２吨、工业酒精２５.２８吨。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参加的国务院调查组也于１６日下午抵穗，根据掌握的线索清查城乡结合部的地下作坊、售卖场所等窝点。

    然而直到今天，两个“毒酒”窝点的１６００多斤工业酒精当中依然有４０多斤不知下落，成为一颗颗随时可能致人于死地的“定时炸弹”。直到１６日，还有人在饮用甲醇勾兑的白酒；直到１８日，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的中毒人数还在增加。

    不知去向的４０多斤工业酒精还将衍生怎样的罪恶？目前，广州白云区、花都区等城乡结合部具有最大的“嫌疑”，其他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也可能成为“夺命”工业酒精的新的窝藏点。各部门正在紧急清查４０多斤“夺命”工业酒精的去向，以彻底消除进城农民工和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隐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