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深圳8月19日电（记者 王攀 肖红） 面对电视镜头，７０多岁前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起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建设的一句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

    与此同时，同样超过了７０岁的前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当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再次来到当地视察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从不走回头路。

    尽管同这两位前任官员相差了近３０岁，现任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政治处处长一职的肖中舟同样引用了这些话说：“特区有成绩，但现在压力更大，邓小平思想仍然是我们发展的精神支柱。”

    现在，距离邓小平一百周年诞辰还有１个多星期。在中国掀起的纪念热潮中，邓小平一手创立的经济特区正尝试着从他的思想宝库里汲取新的养料，以期将其２０多年来取得的突出成就保持下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设立的５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最成功的一个方面，邓小平将这些特区亲切地称为“世界之窗”。他说，长期封闭的中国要通过“窗口”看世界，也要让世界通过这些“窗口”了解中国。

    毫无疑问，特区出色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以毗邻香港的深圳为例——２００３年，深圳的ＧＤＰ突破２８６０亿元，被视为排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城市。

    深圳社科院院长、区域经济学教授乐正说：“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深圳是成功的。尽管比不上深圳，珠海、厦门等几个经济特区总体上也比它们附近的城市或地区发展得快。”

    经济特区的官员和学者们说，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帮助特区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两次摆脱了多方面的束缚，根本上改变了特区的命运。

    李灏回忆说，当１９８４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时，他批驳一些人“经济特区属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当地官员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措施和政策，从而使特区避开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再次宣布了自己对经济特区的支持。梁广大说，包括珠海、深圳在内的经济特区当时又陷入了困境，已经辞去了一切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以其个人的崇高威望，号召特区可以“发展更快一些，步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些”，从而促使特区重新回到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上来。

    深圳大学港澳台经济研究所所长、《深圳特区发展史略》的作者苏东斌评价说：“在邓小平的思想中，特区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现在，我们希望通过对邓小平思想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来自全球化的飞速进展——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特区享有的政策优势正在消失。肖中舟说，与２０年前不同，除了少数几项地方税收，深圳不再能够为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了。

    更严峻的是，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特区的资源消耗程度大大超出了预期。在深圳，电力、土地供应都十分紧张。苏东斌说，最新的调查显示，深圳的土地利用率超过了７５％，在除去城市绿化用地后，已“无立锥之地”；一些乡镇由于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６、７月间多次停电，一些工厂开始向毗邻的城市转移。

    此前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也让特区措手不及。肖中舟说，估计当地人口已经超过了１０００万人，但户籍人口不足３００万，大量的流动人口给当地的环境、交通、社会治安、卫生防疫带来了巨大压力。

    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下面这个问题令人不安：在依靠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特区能否顺利完成转型，使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肖中舟说，深圳吸取了１９９６年的教训。当时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结果既没有如愿地吸引到包括微电脑芯片制造在内的高科技产业，一些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的服装、鞋帽工厂却向外大举转移。

    “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后来我们想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要走共同富裕之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深圳也可以同其他地区展开合作，实现有步骤、分层次的产业梯度转移，从而有效的实现经济转型。”肖中舟说。

    然而，对于特区来说，邓小平思想的真正力量远不止此。乐正说，在反复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现状进行思考后，当地官员和学者已经达成共识——最根本的出路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特区要靠自己的力量，“杀出一条血路”。

    “这是一种精神，邓小平留给特区的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他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勇于对国家、对人民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圳将秉承这种精神，解决自己的问题。”作为当地政府的智囊之一，乐正说。（完）